[14]笔者在向上述三位美国行政法教授请教奥巴马的一号总统令的效力的同时，也请教了他们对该总统令的评价，以及他们对特朗普废止这个一号总统令的看法。
检察机关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以通过审查起诉程序审查调查行为合法性，对此目前官方亦予以肯定。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议行合一制度下，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其他国家机关。
专门调查部门对于行政调查程序中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亦可以加以排除，但需接受现有法律关于实物证据排除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不能作出合理解释四方面的限制。内容提要：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当前一项重大政治改革，但目前试点的相关规定对监察委员会权力的性质尚无明确规定，使得具体制度设计遭遇困难。具体而言，监察委员会监督、调查、处置这三大项权力中包含大量专门调查的内容。第三，监察委员会行使行政调查处置权应重视监察效率，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尽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作出相应的决定，从而避免因监察程序旷日持久而致行政违法后果持续或扩大。外部监督的优点在于有效发挥权力制约效果，例如我国以检察机关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调查权实施监督，法院可以通过证据排除规则对调查行为合法性进行实质上的监督，从而确保调查合法。
如此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如果不明确其性质并作程序上的规制，将与留置取代双规、双指的法治化制度构建目标相悖。既然根据监察委员会权力的二元性可以在其内部分设行政调查处置部门和专门调查部门，相应地也可以对留置权作行政留置与专门调查留置的区分，以适应行政调查处置程序和专门调查程序的需要。[18]参见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6]这种权力间的不匹配和不对等，使既有的反腐体制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缺陷。如《监察法（草案）》45条规定，若检察机关认为案件证据不足、犯罪行为较轻，或没有犯罪事实的，应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并报上一级检察机关批准后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以先修宪，再制定通过《监察法》并修改相关法律的方式推进改革，更符合法治逻辑。（三）人大监督 监察委员会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
这些数据反映出，监察机关开展工作过程中，有大量工作需要涉及各个机关之间的配合协调。按照《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这种监督更侧重于对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也即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更着重对事进行监督，这在当前正逐步推进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传统的抗诉等制度设计中有明确体现。
《监察法（草案）》规定了其他行使权力的公职人员作为兜底条款，应该说有其必要性。[27]陈光中、姜丹：《关于〈监察法（草案）〉的八点修改意见》，载《比较法研究》2017年第6期。事实上，采用何种名称和概念并非留置措施的关键问题。[1]但囿于彼时立法草案尚未公布，对部分问题的讨论尚不够深入、系统。
国家监察立法的关键和重点应当是对适用留置措施的程序和实体规则进行规范，明确权力行使的边界。[24]秦前红：《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方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其次，民法上的留置权一般作为债权上的抗辩权或物权上的担保权而存在，这在《民法通则》、《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中都有规定。【期刊名称】《行政法学研究》【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1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法 监察委员会 。
第五类是村民自治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的管理人员。六、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 尽管监察程序中的很多内容与《刑事诉讼法》相衔接，如调查行为和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批捕、起诉等行为相衔接，但是从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精神来看，对特殊的职务违法犯罪的调查程序并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直接规制，而属于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
[17]首先，在未修宪的情况下，进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应当是可行的。[34] 在具体的立法表述上，应当规定各级监察机关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28]对于可能关涉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应当有严格的程序限制，以体现对被调查人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从便于监督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将留置场所确定在看守所较为合理。[7]王旭：《国家监察机构设置的宪法学思考》，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意味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确定的法秩序进行非全局性的部分调整。事实上，在孙中山先生构想的五权宪法设计中，就有独立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之外而单独存在的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限。此外，在留置期间，应当实施全过程不间断的录音录像。
二、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及运行机制 （一）监察委员会的机构性质 权力法定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曾有观点认为，监察委员会属于政治机关，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监察委员会属于政法机关，[11]应当说，这是从政治角度出发展开的分析。
处理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问题。（四）党的监督 监察机关作为党统一领导下行使反腐败职能的国家机关，其党员身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自然应当接受党的监督。
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即成立有专门的投诉委员会，负责处理所有涉及廉政公署及廉政公署工作人员的非刑事投诉。[19] 当改革由试点转向全面推开时，从形式上看，对《宪法》第2、3、62条进行扩大解释，能够得出全国人大可通过制定法律、做出决定的方式调整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设立或者合并国家机构，从而组建各级监察委员会的结论。
[3]从这组数字中可见，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的反腐决心前所未有，反腐力度前所未有，反腐成效前所未有—5年内所取得的成果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后30年反腐成果的总和。中央派驻的四十余个纪检组覆盖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全国人大机关、全国政协机关等139个国家机关、以及人民团体、事业单位。[32]马怀德：《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载2017年6月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第005版。从避免国有资产流失的角度出发，有国资成分的企业中的管理人员都应当属于监察对象。
同时，因为留置措施涉及人身自由，因此其适用应当遵循比例原则。从香港廉政公署的监督范围来看，其监督对象涵盖了多种形式的组织中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员，如香港赛马会、广播电视公司的人员都属于监督对象，可资借鉴。
目前《监察法（草案）》第65条已经规定了国家赔偿制度，但对归责原则等问题的界定不够清晰，还应当进一步完善。从增强外部控制的角度来说，这一规定也应当修改为报上一级监察机关集体研究决定。
由检察机关负责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然后采取审查起诉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措施和程序。此类事业单位依法行使一部分国家公权力，履行公共管理职能，[23]理应纳入到监察范围当中。
当然，合署办公的具体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7]江国华、彭超：《国家监察立法的六个问题》，载《江汉论坛》2017年第2期。通过建立监察委员会，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强化反腐败斗争的统一领导，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机构结合，保证监督力量能延伸和覆盖到所有公职人员，促进监督体制机制的制度化、规范化。[25]学界普遍认为，用留置取代双规双指符合《立法法》等法律的要求，符合法治精神和法治要求，是运用法治思维反腐的具体举措，具有进步性。
推进国家监察立法，就是为了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这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能具备合法性、正当性，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行，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步调相协调。秦前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思考》，载《探索》2017年第6期。
在上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关系上，《监察法（草案）》第8条规定，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27]经过多年的规范和发展，大多数看守所已经有着较为成熟的制度规范和硬件条件，监所检察机构的监督也相对到位，能够在保证调查的同时对调查活动展开有效监督。
对于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基础之上，国家监察立法还应当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设置的内在要求为指引，坚持宪法对国家权力配置结构的协调统一，[29]实现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三、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合宪性问题是当前学界争议的焦点之一。